黄村镇流调小分队与病毒赛跑15天摸排304名接触者

  6月17日，一家大型食品厂出现3例确定诊出的病例，黄村镇升级为红色高风险区域。当晚，镇政府6层会议室的气氛焦灼：防疫形势严峻，下一步该怎么办？

  据介绍，6月14日，该食品厂出现首例病例。虽然该病例居住地在大兴区的另一个镇，但是作为其工作单位的属地，黄村镇第一时间联系企业，对现有全体员工做了核酸检验测试。第2天，黄村镇拿到疾控中心的流调报告，立即对所有密接人员进行了集中隔离观察，其余的工人全部居家隔离。疾控部门也对工厂进行了全面的环境消杀。

  可令人不解的是，两天后，该食品厂又有两名居家观察人员被确诊，而且这两个确定诊出的病例竟在密接人员名单之外。黄村镇书记莎红高说：“显然病毒的传播途径和扩散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

  为了尽快筑牢防止病毒扩散的堤坝，大兴区政府对该食品厂所有员工全部采取集中隔离，其中200多名员工分散居住的厂区周边4个村子，也全部实施封闭管控，除了密接人员集中隔离，其他村民也进行居家隔离，隔离人数超过万人。

  会议持续到18日凌晨，作为疫情期间在黄村镇指导工作的大兴区人大主任邵恒说：“病毒跑得比我们快，藏得很隐蔽，镇里的流调工作必须向前一步。”镇党委决定成立镇级流调小分队，全面配合区疾控中心的流调工作。来自新城协作、水务、综治和安全等部门的11名“壮士”组成了这支队伍，与病毒赛跑，目标是抢在病毒传播之前控制住传播途径，尽最大可能减少被动接触者。

  如果把确定诊出的病例作为圆心A，其接触者可根据密切程度划分为B、C、D等同心圆。疾控中心的流调对象主要是A，流调小分队协助进行B、C甚至D的流调。流调就像涟漪一样，随着对象一圈圈的扩散，调查范围也慢慢变得大。

  对于队员王永江来说，他在流调过程中遇到最复杂的对象是一位19岁小伙子，其发病前是新发地送货员，活动范围广，接触人群多。调查中，不仅其工作中送货的店铺需要一一核查，甚至门口打招呼的保安，也得摸排清楚。还有在其居住地，他和女朋友饮食起居，逛街理发，买水买烟……流调员梳理出他近14天的行动轨迹，涉及早点摊、理发店、药店、粮油调料店、麻辣烫小店，还有3家超市。由于都是小门脸儿，店铺的名称不清、位置不准。两组流调员整整花了两天时间，根据俩人的支付记录，挨家挨户比对商铺收款人信息，最终锁定了全部涉及的商铺。然后马上告知商铺立刻停止营业，并调用监控录像，判定是否有别的可能的密切接触者，有关人员迅速隔离，同时通知有关部门进行环境消杀……

  队员刘顺兴和记者说，炎炎烈日下，他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村子里排查商铺，一穿就是6个多小时。其间不能喝水、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队员们体力严重透支，几乎中暑。

  据队员董立新介绍，从疾控中心获得的线索，有时是一个明确的人，有时只是病例出现过的一个地点。比如一个流调对象居家隔离期间外出工作，后被确诊为新冠病例。小分队需要调查的线索是他曾经入住过的一家宾馆。

  接到线索后，流调员立即找到该宾馆，依据疾控中心出具的协助调查函，通知其停止营业，并调查该病例入住期间负责接待的前台、结账以及清扫保洁员，甚至后续入住该房间的客人。

  “流调要做到应查尽查。”队员们像侦探一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有时一条线索又牵出七八条线索和接触人，枝枝蔓蔓，调查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些调查材料将反馈给疾控中心，从而绘制出一张完整的人员接触网，疾控专家据此判定密接者或下一步措施。

  截至7月3日，小分队成立15天来，共摸排确定诊出的病例接触者304人，其中90人被定为密接人员，2人为确诊病例。

  为了和病毒赛跑，小分队24小时待命。有一次，队员陈二刚、宋文杰和肖磊晚上11点半接到任务，要调查一位居住在桂村的密接人员。深夜，流调对象因紧张几乎失忆。“任何人回忆14天的生活轨迹都有些困难，更何况是面对压力。”见流调对象不停地唉声叹气，全副武装、汗流浃背的队员们，不得不控制自己的焦躁情绪，一边安慰他，一边提示他看看微信聊天记录或手机里的照片，慢慢回忆。调查结束已经凌晨两三点了。

  遇到有的流调对象故意隐瞒，队员们不仅要对他讲法律责任，还要讲人情世故。“说出真实的情况，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若发生传染，首先影响的就是身边的亲人”……一位流调对象在流调员的耐心劝导下，讲出自己曾经跟10多人聚餐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