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战“疫” · 北医人 治理霍乱——魏承毓
人类社会曾饱受瘟疫肆虐。在科学落后、医疗局限的时代，瘟疫常常没办法得到有效遏制，造成十室九死，甚至亡国灭种。
19世纪，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等微生物学家解开了瘟疫——这种传染性疾病的真面目，使病毒、细菌逐一暴露出来。医生也在长期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中，慢慢准确认识这些疾病，慢慢发展出战疫法则。
西医东渐，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作为中国政府教育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学校，自开办之日起，就把“减少人民痛苦”作为办学宗旨。代代北医人薪火相传，以“除人类之疾痛”为誓言，坚守、奋战在疫情第一线。
他们是创立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鼠疫斗士”伍连德；是参与近代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创建、发展全程的北医卫生系荣誉系主任金宝善；是为“消灭梅毒”鞠躬尽瘁，死后捐献遗体的北医老校长胡传揆；是一生对抗脊髓灰质炎的“糖丸爷爷”、北医1950届毕业生顾方舟；是“发现青蒿素”，创制新型治疗疟疾药物，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诺贝尔奖得主、北医1955届毕业生屠呦呦；是亲历每一霍乱疫情治理现场的流行病学家魏承毓；是“以身试药”，研制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的北大人民医院医生陶其敏；是敢讲真话，敢涉险滩，敢啃硬骨的北医1960届毕业生钟南山……更是每一位奋战在非典、埃博拉病毒、2019新冠病毒疫情第一线的北医人！
追寻北医人百年战“疫”故事，我们正真看到的是他们医者仁心，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是他们科学求索，不畏艰难的执着与坚守；更是他们心怀家国，使命在肩的历史自觉。
1961年入夏后，广东阳江县几个沿海公社卫生院接诊了大量腹泻患者，单日最多可达182例，并很快波及周围县市。患者症状相同，死亡比例大。这种情况让人很容易想起百姓口中的一种恶性传染病——“虎烈拉”。所谓“虎烈拉”，是英文cholera的音译，也就是霍乱。霍乱病人，发病急，吐泻烈，死亡快，被人们认为病情凶猛，犹如虎狼侵袭。
但霍乱这种病自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多年未见。阳江县防疫站不敢怠慢，向省卫生厅发出“发现十足似霍乱病人453例”的紧急报告。省厅从患者排泄物中检测出了霍乱弧菌，随即上报中央卫生部。为防治疫情，稳定民心，卫生部决定组织工作组，深入现场指导防治事宜，魏承毓就是这里面一员。
如果按照原定计划，魏承毓应该会是一名内科医生。1947年，魏承毓从甘肃甘谷县城考入北大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就在毕业前夕，正在人民医院大内科实习的魏承毓，接到了组织交给他的新任务。“当时我们支部的书记找到我，说组织派你去跟苏联来的专家学习流行病学。”魏承毓回忆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医疗卫生领域尤为薄弱。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长李德全指出：“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为此，中央决定，把“卫生、防疫”看作重大政治任务来发展。也在这一年，北大医学院将原有的卫生科，扩建成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第一个公共卫生学系，严镜清教授任主任。
魏承毓的“转行”，是在“全面学苏联”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北医公共卫生学系按照苏联教研组的模式设置，分为流行病学、环境卫生学等六个教研组。1954年，魏承毓毕业留校，跟随前苏联专家攻读流行病学，并任流行病学教研室助教。1956年，苏联专家回国后，魏承毓转由朱聃教授指导，朱聃教授的“实践第一”的精神对其影响颇深。
1961年的暑假，正在办公室值班的魏承毓接到了卫生部的电话，要求北医流行病学教研室派一名专家赶去卫生部。“恰巧朱聃教授出差了，卫生部就让我去，我赶紧跟北医党委请示，然后当天下午就糊里糊涂的赶到了卫生部。”魏承毓回忆。
来到卫生部后魏承毓才得知：广东出现了霍乱，疫情严重。卫生部格外的重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准备派遣到一线，指挥防疫工作。同时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这次的疫情被当做高度的政治机密。
建国初期，传染病疫情一度被视为国家机密。在报告中，疾病各有编号，霍乱的编号为“02”。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卫生条款认定的烈性传染病。在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霍乱是按规定必须实施“强制管理”的两个“甲类传染病”之一。
19世纪之前，霍乱只是印度、孟加拉历史悠远长久的地方疾病。随着全球化进展，霍乱开始肆虐世界。在1817年至1923年间，霍乱造成过6次世界性大流行。清朝嘉庆年间（1820年），霍乱首次传入中国，在此后的130年中，大小霍乱在中国爆发百余次，在沿海地区，霍乱几乎年年流行。
也正是在人类与霍乱的斗争中，流行病学诞生，公共卫生体系开始形成。1853年，霍乱疫情再次在伦敦爆发。麻醉医师约翰·斯诺走访当时霍乱病例的集中地——伦敦宽街（Broad Street）。他与当地居民交流，全面仔细调查人们的生活起居、饮食上的习惯、卫生行为。进而，他发现这些患者都饮用了来自宽街水井的水。他把死亡病例的位置在地图上逐一标注，这就是著名的“斯诺的霍乱地图”。在斯诺的主导下，宽街水井汲水筒的把手被拆除，水源被封闭。几天之后，疫情就从这一街区消失了。
在北医求学期间，魏承毓在朱聃教授的课堂上学习过“英国宽街水井调查”这一公共卫生经典案例。“流行病学之父”斯诺“现场调查”的研究方式曾给魏承毓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当时，魏承毓不会想到，多年后，他的人生也同斯诺一样，跟“霍乱现场调查”紧密联系的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防疫工作的加强，霍乱迅速从中国大地上消失，数年间未再发生。以至于，医学院中都不再教授霍乱相关知识。
弃医从文的作家池莉在小说《霍乱之乱》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我国在解放后不久便控制了天花、霍乱和鼠疫……于是，我们在学习流行病各论的时候，便省略了以上几种传染病。尤其是一二三号烈性传染病，老师一带而过。我们也就把书本上的这些页哗哗地翻了过去。”
但1961年，霍乱开始了第七次大流行。这一次，致病因子不再是古典生物型霍乱弧菌，而是埃尔托生物型霍乱弧菌，因而也将这次霍乱称为副霍乱。这次霍乱起源于印度尼西亚，然后迅速在亚洲其他几个国家蔓延开来，最终祸及世界。7月，中国广东西部沿海的阳江、阳春等地都出现了病例。
半道出家学习流行病学的魏承毓，对霍乱的了解也是少之又少。他赶忙翻书查询霍乱的临床特点，然后跟随中央卫生部的医学专家一起，会同广东省卫生工作人员，前往当地开展治疗和预防工作。
当时《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中道：“专家们检验了从病人的排泄物分离出来的菌株，鉴定为溶血性弧菌（VIBRIO ELTOR），因而断定当地发生的这种疾病是副霍乱，而不是线年以来，霍乱已经绝迹，副霍乱的发生也还是第一次。”
1961年广东西部发生霍乱，1962年扩散到东部地区，1962年，卫生部组织全地区干部进行医疗培训，图为：魏承毓在广东汕头培训当地干部。
12年未出现霍乱疫情，1961年霍乱突发，“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极不平常的大事件，而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程度也是空前的。”魏承毓回忆道。
在广东，魏承毓每天穿梭在田野河塘间，从阳江到湛江、连江，进行霍乱的流行病学调查。一个月后，疫情蔓延至海南，魏承毓又被急调至海南，直至12月疫情控制住，才回京。
霍乱弧菌主要是通过食物和水传播。被霍乱弧菌感染的病人，会突然发生剧烈的水样腹泻、喷射状呕吐，进而出现严重脱水和电解质紊乱，严重者发病数小时内就可能死亡。埃尔托型霍乱有相当数量的隐性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他们没症状，或仅有轻度腹泻，但这样的带菌者无症状却排菌，更容易感染他人。一旦疫情爆发，必须严格隔离治疗。治疗霍乱的主要办法是纠正脱水和电解质紊乱，根据病情轻重补液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魏承毓在疫区对霍乱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分析，要回答和解决很多问题，诸如：传染来源是哪里？水源、食物被污染的情况和可能性是怎样的？主要传播途径和理由是什么？导致该地区流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什么？流行逐步发展的趋向是怎样的？他也像斯诺那样，画出疫源地的平面图，标注患者的发病日期间隔和位置关系，来寻找传染源。
“从这开始，我就和霍乱粘上了，每年四五月份流行期开始就南下，到了国庆节病例减少了再回北京，差不多每年里有半年是呆在现场。”魏承毓回忆说。
自1961年埃尔托霍乱流入中国广东起，新中国霍乱流行的序幕就此揭开。此后，埃尔托型霍乱在我国由南而北、由东而西逐渐播散，流行时起时伏，多时数万例，少时十几例，至今还没完全停息。
每年的5月到10月，魏承毓都要随时待命。卫生部一个电话打来，他就要立刻赶往现场。他先后到了上海、浙江、广西、天津、新疆等地，可以说，有霍乱疫情的地方就有魏承毓的身影。当时的卫生系主任金宝善深知其中难处，经常去图书馆整理相关研究资料，帮助他对霍乱的世界流行、防控体制、政策等方面形成更宏观、全面的理解。
1964年7月，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的巴楚县首先发现了副霍乱患者，随后疫情在新疆扩大。8月，魏承毓奔赴新疆，开展了4个月的调查、防治工作。在此之前，国际上普遍认同霍乱“沿海分布”的流行特点。魏承毓结合历史资料和当地考验查证，指出了这次疫情是世界副霍乱内陆沙漠地区的首次流行，并提出结论：“只要条件适宜，在干旱内陆甚至沙漠地区，也一样能发生流行，且表现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特点与沿海地区无明显差异”。此后，霍乱在尼泊尔、阿富汗、伊朗等内陆高原沙漠地带的流行情况，便印证了这一观点。
在多年与霍乱打交道的过程中，魏承毓总结出了如下的规律：地区分布多以沿海为主，但非沿海地区甚至沙漠、高原地带同样能发生和流行；发病没有严格的季节性，但夏秋发病明显升高；人群普遍易感，主要根据暴露几率；传染类型复杂，途径多样，轻症患者占绝大多数；病例高度分散，有“跳跃式”传播……
从1961年对霍乱的所知甚少，到成为治理霍乱的专家，魏承毓秉承“实践第一”的原则，他说：“是通过反复的实践、推敲，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他坚信“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实践考验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
1981年，魏承毓在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霍乱专题组成立仪式（第一排右三）
半个多世纪以来，魏承毓亲历霍乱治理现场，参与国家相关霍乱防治策略与措施的制定；他担任卫生部霍乱专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传染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他承担全国各地十余个省的各级卫生防疫培训班百余次；他推动刊物出版、组织学术交流、主持参与《霍乱防治手册》历版编写；他所发表的论文，如：《我国霍乱传染的流行近况和防治问题》、《从拉丁美洲霍乱大流行分析我国对该病的防治研究》、《我国霍乱传染源“冰山现象”初探》、《我国腹泻病防治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等，均以紧密结合实际为着眼点，针对实际问题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并经实践验证后总结而成。
而今，魏承毓年已九旬。他常说：“我这一生总结起来有两件事自己觉得可以聊以，一是参加了新中国首次霍乱防治工作和流行病学调查，二是教学。”自1954年留校任教，魏承毓在北医讲堂上执教四十余年，退休后依然关心学院教学发展。他醉心教学，钻研方法，更以霍乱防控实践，反哺课堂，促进教学。
2012年，魏承毓发表《新中国霍乱防控实践的半世纪回顾》。文中，他对既往工作中的主要欠缺进行了反思。“面对1961年突发疫情时，出现了各种非理性甚至不科学的做法，如：大面积封锁、大范围查源灭源、大面积消毒、大范围检疫、大范围霍乱菌苗注射、全面投药预防等等。”魏承毓认为，“所有这些以‘大’为特色的措施，表面轰轰烈烈，实则高耗低效，一般都是出于想扑灭疫情的好意，但却缺少实际经验所致。”
回顾中国的疫情防控，魏承毓感受最深的是国家社会对疫情认知的转变与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2003年SARS以来，确立的原则——疫情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准确。
“过去有人总愿将霍乱与政治制度是否优越捆绑在一起，认为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应该有这样的贫困病发生，因此千方百计掩盖事实和真相。官方正式渠道不能及时向公众发布真实的疫情，那么就剥夺了公众对防病本来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批评监督权。官方正确信息源自少了，小道消息和谣言就多了，反而人为造成不存在的困难和混乱。”魏承毓说。
经过多年治理，中国对霍乱已形成了确有实效的防控策略和措施。2012年以来，霍乱在中国每年的发病例数从未过百，鲜有死亡发生。如魏承毓所说：“由于影响霍乱发生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极多，世界上迄今没有一个国家自诩有把握不受霍乱侵犯。但是从现实出发，在防控措施的‘落实’上下功夫，就能取得霍乱防控工作的全面胜利。”
魏承毓，《新中国霍乱防控实践的半世纪回顾1961-2011》，《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12 年；
詹思延、李立明，《坚信实践第一 理论实践并行——记我国流行病学家魏承毓教授》，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