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示，全世界疫情高峰还没有到来，控制基本上要两年左右。
鼠疫、天花、霍乱、麻风、白喉、梅毒、斑疹伤寒、疟疾、狂犬病、肺结核、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
17至18世纪之间，一场猛烈的天花疫病席卷亚欧大陆，中国北方成为天花的重灾区。
年幼的康熙不幸感染了天花，为了避痘，他不得不离开父母，由奶妈带到宫外哺养，直到出了痘才又回到宫中。因为避痘而未能在父母膝下承欢，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富兰克林·D.罗斯福，那位坐在轮椅上治理国家的总统，就是在39岁时因为可怕的脊髓灰质炎而瘫痪的。
到21世纪，才短短20年，已发生了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出血热、以及正在流行的新冠病毒性肺炎等几次大的全球性瘟疫。
千百年来，人们与病毒抗争、博弈、共存，人类的社会文明和历史进程也被这些看不见的威胁影响着。
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 将正在出牛痘的女孩皮肤上的水泡中的液体，接种到一个8岁健康男孩身上，堪称医学史上最为冒险的一次实验，世界上第一支疫苗由此诞生，詹纳也被后人誉为“免疫学之父”。
一个人注射或者吞服特别少量的某种病毒——可以是灭活的病毒，也可以是减毒的活病毒——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他以后接触到野生的、具有致病性的这种病毒，抗体就会攻击入侵细胞的病毒，阻止它们致病。
疫苗接种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制备有效的疫苗却绝不简单。1960年代初，在美国发生的多起悲剧能充分说明这个事实。
1942年，多达33万名美国军人暴露在乙型肝炎病毒的威胁之下，原因是他们接种的黄热病疫苗遭到用于稳定疫苗的血浆污染。一些血浆的捐献者携带了乙肝病毒。接种过受污染疫苗的军人中，约5万人患上了危险的乙肝，有100至150人因此丧命。
1955年，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卡特制药公司生产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包含活体致病病毒，导致192人瘫痪，这中间还包括许多儿童，10人死亡。参与监管卡特公司制药流程的所有高级别政府雇员，上至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都因此丢掉了工作。
1950年代，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伯尼斯·埃迪和同事埃迪因发现并公开谈论制备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猴肾中潜藏致癌病毒，而遭到降职
1961年夏，美国人得知，用于制备著名的索尔克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猴肾细胞里通常含有猿猴空泡病毒40（SV40）。数千万美国儿童已经注射了受污染的疫苗，而在陪审团还未确定受污染疫苗对健康的长期影响时，未知风险就已经让美国及另外的地方的监管者忧心忡忡了。
在探索有效疫苗的道路中，人类曾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我们如今能接种到有效疫苗，背后有无数人的付出乃至牺牲。
美国知名医学记者梅雷迪丝·瓦德曼在 《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 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生动的、仿佛发生在昨天的疫苗发展故事。
20世纪60年代，一场风疹疫病席卷美国，成千上万儿童受到伤害。在政府机构的支持下，科学家们竞相研发风疹疫苗。
这块政府投资的广告牌是一场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旨在呼吁于1970年风疹流行之前，为数百万人接种新获批的风疹疫苗
然而此前的疫苗普遍都是由动物细胞制备而成，由于动物细胞本身就常常携带许多潜藏病毒，这反而为大规模接种疫苗的人类带来无妄之灾。
年轻的儿科医生斯坦利·普洛特金正为此发愁。他亲眼看到没有疫苗，病患们经历着什么样的疾病和痛苦。
这时候，一位瑞典女性自愿选择了中止妊娠。谁也没想到，她未出生的女儿，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挽救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这个流产胎儿的肺叶被送到威斯塔研究所，科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利用它培育出了一种后来改变了疫苗史的可再生细胞系——WI-38细胞系。
海弗利克利坚信，与经常携带潜藏病毒的动物细胞相比，正常人的细胞在用来制备抗疫病毒疫苗方面更洁净、更安全。
历经种种艰难，斯坦利·普洛特金使用WI-38细胞系成功研制出有效的风疹疫苗，这些疫苗接种给了超过3亿人。
截止到2015年，仅仅默克公司生产的这种风疹疫苗就已超越6.6亿剂。普洛特金后来也被誉为“疫苗教父”。
华盛顿大学遗传医学荣休教授斯坦利·M.加特勒在读完《疫苗竞赛》以后这样说道：
“斗争的精彩故事讲完了，其中一个重要话题是，人用疫苗应该用人类还是动物细胞来制备。本故事的主人公是伦纳德·海弗利克，他主张使用人细胞。我们该庆幸，他获胜了。”
是的，安全的风疹疫苗被研发出来了，故事到这里似乎也可以结束了，然而， 一种疫苗从研发出来到正式投入市场使用，这其中还有着漫长的路要走。
就像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制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1962被研制出来，到了1972年才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得以上市，距离被研发出来已逝去了十年。
利用流产胎儿来制备，以孤儿、囚犯、智障者等进行的人体试验，历史中的疫苗研发实验又存在着怎样的医学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