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最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应该就是中国的新冠疫苗开始陆续接种了。以上海为例，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去年年底报名的第一批接种人员就接到了通知，早晨8点50分开始在指定场所进行接种。
此次疫苗接种对象为重点人群，这中间还包括了冷链物品检疫人员，口岸装卸运输人员，医疗卫生人员，社区工作者等9大类人。
整个接种过程为闭环过程，单向行进，在接种现场，所有人都保持距离有序地排队，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一个小时后就完成了此次接种工作。
据悉，疫苗是打在手臂上的，14天后需要打第二针，期间出现任意的毛病都要及时与医院取得联系，另外还需要注意不要感冒了，不然就前功尽弃，还得重新接种。
1月6日，上海防疫中心再次发出通知，从1月7日起，上海合乎条件的市民能自行在公众号预约疫苗接种，这次针对的是2021年春节前因私出国的本市户籍或常住居民，看来，离普及疫苗真的快了。
此前，张文宏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有一半的人接种疫苗，那么疫情有望在2021年6到7月份出现拐点，他还提到目前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医护人员都已经接受了疫苗。
但是目前疫苗的临床表现还要进一步的观察，抗体的效果和副作用也还有待观察，细心的人能够正常的看到，申请疫苗的对象限制在18岁到59岁之间，可能也是出于临床表现数据还不全的原因。
迄今为止，我们已遭遇了大大小小不少病毒的攻击：猪瘟，非典、禽流感，埃博拉以及此次的新冠病毒。人类在持续不断的发展，可怕的是病毒也在自我发展，这场长久战役要想打赢还需要科研人员走在病毒的前头，对病毒的起源、变异和对抗体的研发制作进行超前的准备才行。
高福院士就是这样一名走在前端的科研人员，他是病原微生物跨种和分子免疫学方面的权威，曾经多次发表此类著作，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过近500篇论文，在抗击禽流感和埃博拉的战疫中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这样一位科研界的泰斗，他的母亲居然是一位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农村妇女，他说自己小时候家里很穷，但是这个家庭中居然走出了9位博士生，还全靠的是母亲的教育和指导，听来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高福院士的母亲杨桂莲从小就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她的母亲长期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劳作，全家只靠父亲一个人干活挣得的钱过日子，父亲不幸病逝后，身为长女的杨桂莲只能辍学回家操持家里的一切事务，她接过了养家糊口的重担，由于年纪还小，所做的事情有限，她只能起早贪黑地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家人的口粮。
1957年，杨桂莲认识了高存喜，这个年轻人和她一样出生于贫困家庭，他还做得一手好木工活，就这样两个人走得慢慢的接近，终于一起组建了家庭。
结婚后，高存喜靠着做木工活养活全家人，他们夫妻两人都是非农业户口，家中没有属于自身个人的地，杨桂莲只能在家中操持家务，闲时帮别人做一些农活补贴家用。
杨桂莲先后养育了六个孩子，高福是第一个孩子，他的名字“福”代表着父母亲对他的美好愿望。虽然家里很穷，但是父母亲坚持让孩子们读书，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是那么不可思议，穷的都吃不上饱饭了，还读什么书？
高福院士常说自己的父母亲是“有文化但是不识字”，他们虽然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深知学习知识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母亲杨桂莲，她对自身小时候没有能够上完学感觉到很遗憾，她知道要改变贫穷的现状一定得通过教育来实现，所以不管自己再怎么苦，还是把一家六个孩子通通送去学校。
她自己则节衣缩食，把好吃的都留给了孩子，几十年她没有为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总是破了补，补了破，破了又补，就这样一心为了孩子们成才而劳累着。
高福没有辜负父母亲的一片苦心，他从小天资聪颖，虽然经历了，多少耽误了一些学习，但是高考制度恢复后他还是考上了大学。
据他本人回忆，当时他认为自身考不上了，由于时间很紧张，题目也比较难，他有一些题目没有做完，不过最后分数出来后发现够了，他的一颗心才算是落下了。1979年，高福随时代的潮流一起向着未来坚定地迈出了步伐。
1983年高福从山西农业大学毕业后，继续攻读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研究生课程完成后留校任职，1991年他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博士课程，之后在卡尔加里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医学院继续博士后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发表的论文先后被刊登在SCI杂志，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2001年到2004年，他在牛津大学任职博士生导师、讲师、实验室主任等工作，200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SARS在中国肆虐，听闻疫情的消息，高福感到祖国非常要自己，于是2004年他和家人一起回到了国内。2004年他入选了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进入中科院微生物研究生，担任所长一职。
此后他不断摘得各种荣誉和院士的头衔，虽然他的几个弟弟还有弟弟的孩子都很优秀，包括他们的孩子，家中一共有8位博士生，2位研究生，但是他们所获得的成就加起来也不能超过高福一个人所作出的贡献。
2013年，年过50的高福荣获中国科学院院士称号，但随后不久埃博拉病毒就来了，高福在家人的支持下赶赴非洲支持当地的防控和抗疫工作，他带着团队和一颗大爱之心逆流而上，最终成功拯救了无数当地居民的性命，战胜了埃博拉病毒。
母亲去世后，高福回忆起她的时候总是说，是母亲成就了他们这一大家子的博士生，虽然她不识字，但是她却是个真正的文化人，虽然看不懂儿子工作的详细的细节内容，她心里知道儿子是在做对国家，对人们，对世界有益的事情，她就觉得非常安心了，在母亲的祭文中，他写道：母亲是一个大写的“人”。
正是在这位有远见的母亲的影响下，高福一家人才能认识到知识的力量，才走出了这么多人才。
在中国的科学界历来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比拼论文数量或者得奖与否，但是实际做出的成就却不多。
高福院士的论文数量放在业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却说，科学要与世界接轨，要符合实际要求，谁也不能拿几篇论文来交差。
他期望着中国的微生物研究能够走出象牙塔，用团队的学术积累去为社会做出实际的贡献。
正是他的这种理论结合实际需求的工作态度，才能够带领团队多次发现病毒入侵的机制从而研发抗体和药物，在2013年的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国际援助中他的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20年的防疫过程中，高福院士身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他顶着舆论的压力，精心部署抗疫各阶段的工作，和全国奋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一起为了人民的安危而不眠不休。
在民众焦虑于中国的疫苗开发速度慢于美国时，他还特别做出了解释：因为美国目前正是疫情高发阶段，他们的病毒原体“非常充足”，但是中国的疫情很早就被控制住了，目前用来研究的样本并不如美国丰富，所以在研发进度上会有所不同。
但如今，中国的疫苗进展已经赶上了其他几个国家，相信在共同的努力之下，这场无声的战役会以人类的胜利为结果。
就像高福院士说的那样，一位伟大的母亲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会影响一个地区，然后继续影响一个国家甚至世界。
高福深有体会，在工作中，他经常需要去新疆、西藏、四川凉山这一些地方勘察，他也将“重视孩子的教育”这个思想种子传播给当地的人们，希望由母亲种下的种子能散播到更多的地方，让贫穷落后的地方也能有机会变得富裕起来，造福更多的人。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不仅仅在实验室里，也要符合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规律，既要为将来做技术储备，也要为当下谋出路，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工具就是由科研人员利用早期构想制定了研究的方向而发明出来的。
而普及教育能让人们的平均认知水平提升一个台阶，为科学技术的爆发做充分的准备。一位母亲看似不起眼的一小步，也能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在未来产生出科技的风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