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长生生物的疫苗引爆了整个朋友圈，微博，公众号，知乎上的各路消息也在不断发酵，慢慢的变多的真相爆出，舆论一片哗然。
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而研究出来的疫苗，变成了医药厂商的暴利工具，甚至造假伤害别人的生命。
他可能万万没想到，他最初希望用疫苗来救人，但有些人不仅疫苗救不得，还会“杀”人。
他曾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成功分离出沙眼病的衣原体，他变成全球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
他被公认为世界“衣原体之父”，他曾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是真正的疫苗之神。
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当记住他的故事，今天的悲剧仅仅是汤飞凡悲剧的延续和恶果。
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扬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彼时巴德斯和寇霍是细菌学和传染病学的天骄，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被称为“东方寇霍”。
3年转瞬即逝，导师看中他的才华，极力挽留他在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吸引住汤飞凡的心。
但没想到国内的一封来信，让他毅然决定离开哈佛，写信的是他的老师颜福庆，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如实列出中国医学院的困境，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这种开诚布公，让汤飞凡当即决定回国。
回到祖国的他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疫苗事业的贡献，一度成为快速疫苗的代名词，拯救了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8年战乱时期，他本可躲在租界继续搞研究，一个一直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人们也不苛求他做什么，但汤飞凡却跑到一线的救护站，离火线仅有几百米。
短短几年时间，中央防疫处从一穷二白，到研制出国产青霉素……挽救无数国人生命。
再到牛痘苗扑灭流行天花，狂犬疫苗、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汤飞凡的成就令世界震惊。
其中，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杀灭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为我国提前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
他和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张晓楼共同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进行分离实验。
后来汤飞凡转变思路，抛弃通用的病毒分离方法，终于在1955年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的第8次试验，获得了成功。
确保没问题后，TE8得到推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沙眼病发病率不到6%。
1957-1958年，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汤飞凡很快分离出了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
正当汤飞凡的研究工作要走上巅峰的时候，1958年中国爆发了政治上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汤飞凡变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民族败类、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骑在人民头上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的卖国贼。
2003年SARS肆虐中国时，专家预言：由于SARS的特殊性，疫苗研制至少需要3年时间。
而一位多年在卫生部门工作的老干部，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禁不住感叹道：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中1957年科学界发生的大事，在生物学一栏中有三项，其中一项是汤飞凡及其团队，而前两项均已获得诺贝尔奖。
1980年代，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汤飞凡颁发沙眼金质奖章，来表彰他的贡献，可是他们不知道，汤飞凡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
可是，或者出于遮羞，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关于汤飞凡的宣传很少，今天他仍然被大多数中国人所遗忘。
而野口英世却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还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然而野口英世因为渡边淳一的书被人重新发现，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但国士无双不应该被人忘记，中国邮政曾经发行过印有汤飞凡先生头像的邮票。但是如今的年轻人，提起这一个名字，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战争年代有伟人，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家也从来就没缺席疫苗的研发，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弗雷泽已经研究了许多通过性传播的传染病。弗雷泽对HPV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想生产一种疫苗来预防这一疾病。
在休假期间，他“幸运地”遇见了改变了他一生的人，这就是来自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周健博士。
由于工作的实验室，弗雷泽渐渐与周健夫妇成为了朋友，并曾经多次和周健谈起自己的关于HPV的计划。
但那时，两人在剑桥没有很好的方法做太多事情，弗雷泽回国前，他热情邀请周健夫妇去澳洲工作。
1990年，周健和孙小依带着儿子来到澳大利亚，夫妇俩在昆士兰大学的免疫实验室和弗雷泽一同研究HPV。
1999年，当疫苗的第三期临床研究还在进行时，该疫苗的重要发明人之一的周健博士回中国进行学术访问，42岁的周健因积劳成疾，突发肝病英年早逝。
在周健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05年年底，默克公司成功研制预防宫颈癌疫苗并于2006年6月在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上市。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周健的纪念文集中亲笔作序，向合作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预防宫颈癌疫苗的周健博士表示崇高敬意，称赞他“使全世界千百万妇女包括200万以上的澳大利亚妇女得以受益”。
周健的早逝让弗雷泽觉得自身还有一份特殊的责任：“中国是周健的祖国，宫颈癌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我觉得自身有责任确保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能获得我和周健合作发明的这种疫苗。”
疫苗是用来救人的，而不是资本家拿来利滚利的工具，甚至连最后的底线都没有了。
“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