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反腐风暴中,湘雅医院先是陷入联名举报风波,牵出了“过度医疗”等重磅黑幕,接着又被曝有医生私下收取肝移植患者10万“肝源费”,而肝源其实就是无偿捐赠的……

  一时间,湘雅某些黑心医生的丑恶行径遭到了万千民众的唾弃,风波显然也让湘雅这块百年招牌蒙上了一层阴影。

  2003年,非典爆发,一名卫生部的老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呼: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汤飞凡就是从湘雅走出来的高人,他是屠呦呦之前,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医学家,被誉为“中国疫苗之父”。

  1897年,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家坪的一个书香世家,因清朝咸丰以后连年战乱、灾荒,家道中落,汤父为维持家计,设塾馆教书。

  汤飞凡5岁启蒙,从小勤奋好学,因看到家乡父老贫病交迫,中国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立志悬壶济世,振兴中国医学!

  但满腔抱负却无处施展,由于当地没有医学院,长大后,汤飞凡只能进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机械制造。

  好学的他,经常利用假期,去煤矿观察运输煤炭的机械装置,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两个文质彬彬的人,提着一个大箱子,出于好奇,他凑上前,问箱子里是什么。

  17岁的汤飞凡,从箱子里第一次见到显微镜,顿时被吸引,从此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此人名叫颜福庆,是我国著名医学家,也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从此,两人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在汤飞凡命运的转折点,都有颜福庆的身影……

  1914年,颜福庆担任校长,成立湘雅医学院,汤飞凡得知后,当即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退学,怀揣着学医救国的理想,转考湘雅。

  但他万万没想到,湘雅是中美合办的学校,入学考试要考英语,他根本没学过……

  但他没放弃,反而鼓起勇气,主动找到主考官胡美,恳请免试英文,之后再补考,并承诺如果考过了继续学医,考不过,立马卷铺盖退学!

  入学后,他苦学英语,字典翻烂了,眼睛也翻成了高度近视,还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一次,汤飞凡放假回家,竟将迎面走来的哥哥,错认成了父亲,惹得家人哭笑不得。

  不过,在破釜沉舟的努力下,汤飞凡的英语水平进步神速,不仅能顺利地听懂每一节用英语讲授的课,能看懂英文教科书,在毕业时,还用英文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的论文。

  那时,正值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法国的巴斯德、德国的科赫,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专家,相继发现了不少传染病的致病菌。

  日本的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因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致病菌,被称为“东方科赫”。

  1921年,汤飞凡成功拿到湘雅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学位,前往北京协和医院细菌学系进修。

  在那里,他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并确立一生的志向:“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他和同事们用物理方法研究病毒形状,用离心和过滤的方法研究疱疹、牛痘等病毒,证明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

  优厚的待遇,得天独厚的研究环境,让人很难不心动,但在一封祖国的来信面前,这些顿时黯然失色……

  1928年秋,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院长的恩师颜福庆,写信邀请汤飞凡回国任教,一起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

  面对祖国的召唤,汤飞凡放弃一切,毅然回国,前往上海,担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

  一没实验室,二没有仪器设施,他只能白手起家,捐出自己的显微镜,又利用人脉多方求援,才勉强建起实验室。

  除了上课,汤飞凡还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的细菌学主任,对流感、流行性腮腺炎、沙眼、牛胸膜肺炎等传染病,进行病毒方面的深入研究,短短几年内就发表了20多篇论文。

  一天,一个来参观研究所的日本人要和他握手,汤飞凡当场拒绝,并义正言辞地说:

  “你们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很遗憾我不能和你们握手,还是转告你们的国家,停止对我的祖国的侵略吧!”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被迫中断研究的汤飞凡,走出实验室,毅然投身上海救护委员会,在枪林弹雨中奔赴前线月,上海沦陷,汤飞凡忧心如焚。

  同时,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邀请汤飞凡主持重建中央防疫处的工作。

  早在唐代,就有古人用长毛的浆糊,涂抹伤口消炎的记载,于是,汤飞凡和同事卢锦汉格外的注意到,从肉渣培养基中和皮鞋上寻找菌种。

  两年后,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改名“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在、设备简陋的艰苦条件下,再次白手起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再次邀请汤飞凡,携家眷赴美工作,并许以优厚的待遇。

  但临走前,汤飞凡吃不好,也睡不安,心中忐忑,登上飞机前,他突然对妻子说:

  几个月后,新中国成立,中央防疫实验处又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又兼任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

  这时,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为控制疫情,需要大规模接种鼠疫减毒活菌苗,但国内没有这种疫苗,从苏联进口也不能满足需要。

  为了继续悬壶济世,1954年,他又辞去所有行政事务,开始分离培养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工作。

  当时,沙眼病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中国人口中50%患有沙眼,偏远地区更是流传着“十眼九沙”之说,危害极大。

  从1887年起,国际上对沙眼的研究经历了,从“细菌病原说”到“病毒病原说”的过程,但尚无定论。

  简单来说,治疗沙眼,首先要分离出沙眼病原体,但当时,人们连沙眼病原体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都没搞清楚,何谈治疗?

  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后来被称为“汤氏病毒”,而这项分离实验,多年后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57年,60岁的汤飞凡,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但他并没有躺平在功德簿上。

  1958年元旦,汤飞凡冒着失明的风险,私下让助手,将分离出的病毒滴入自己的一只眼睛!

  有了病原体可供实验,科学家们很快找到了治疗沙眼的特效药,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病毒,开始以惊人的速度锐减。

  1958年9月30日,汤飞凡在所谓“拔白旗”运动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遭到了无情地批斗,由于不甘受辱,他选在凌晨自缢身亡,年仅61岁。

  他去世三年后,我国正式消灭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提前了16年,这背后也有他的功劳和铺垫!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生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

  。但这位被认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医学家,却早已不在人间。直到1976年6月,卫生部终于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恢复了他的名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之栋梁往往可遇不可求,尤其是科学领域的栋梁之材,往往能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救民于水火。

  但愿汤飞凡的悲剧永远都不可能再发生,也希望那些国之栋梁能得到最好的保护,不被随意打倒。

  同时,也希望医疗反腐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让那些的蛀虫被彻底清除,毫无藏身之地,让“医者仁心”永远不被“医者黑心”玷污、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