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Africans wine fever，ASF)由非洲猪瘟病毒(ASFV)引起，是家猪和野猪的一种高度接触性、致死性传染病，无任何治疗药和防疫办法，非洲猪瘟爆发后，一般造成当地猪被全部扑杀种群灭绝。
2017年3月，ASF突然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州出现，疫点距中国北方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仅约1000km，由于中美贸易战中国进口猪肉从美国转向俄罗斯，目前国内东北至中部南方多地爆发，目前中国已经有12省市被列为疫区，双汇集团一天市值蒸发400亿元。
早在2017年3月份，俄罗斯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州发现 ASF 疫情后，我国农业部及时发布《关于逐步加强非洲猪瘟风险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农办医[2017]14 号)，并联合质检总局等十部委进行了联防联控会商，对地理领近、传入风险较高的黑龙江、内蒙古等北部边疆地区开展了专项督导巡查。
针对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非洲猪瘟疫情，俄罗斯兽医机构日前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一情况。在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得出的结论是，该地区非洲猪瘟疫情暴发的根本原因是当地农场没有遵守农场生物安全规定。非洲猪瘟病毒流入该地区的根本原因是猪场中生猪和草料被非法盗取并运输到当地。此外，射杀野猪的方法并不能快速有效地缓解与控制当地的疫情。
2004年俄罗斯在没有征求兽医领域专家意见的情况下，对兽医体制进行了行政改革，将兽医服务机构划分为地区和联邦两个层次。这使得这些兽医服务机构都按照地区和联邦各自独立运行。这种模式虽然减轻了俄罗斯政府的负担，但导致管理难度增加，无法大范围有效控制疫情，为ASF的快速扩散埋下伏笔。
例如，有报道称，2009年4月ASF传入罗斯托夫州后疫情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就是塔夫罗波尔地区同俄罗斯联邦有关部门的合作较少。相反，1977年苏联敖德萨地区暴发ASF时，传播速度也很快，但疫情很快根除，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央集权的有效控制。
此外，俄罗斯立法草案研究室的有经验的人指出，现有的联邦修正案仍没明确防控ASF的主体责任机构，而相关涉权机构却多达10个以上，这也为防控ASF带来了困难。
由于格鲁吉亚初始诊断失误、防控措施乏力及易感野猪沿河流迁徙等因素，使得2007年的格鲁吉亚疫情很快传播到邻近国家。
由于猪肉制品的非法运输，用未处理的残羹喂猪，自由放养的饲养模式，存在大量未经兽医监督的低生物安全水平的小型农场和低效率的控制措施等原因，使得ASF在俄罗斯持续扩散。例如2011年2月份Nizhegorod地区一军事基地周边地区发生ASF疫情，与发生在圣彼得堡的情况非常相似，说明从高加索地区返回的士兵或军事车辆携带了染毒猪肉制品，并将其残羹喂猪导致疫情暴发的情况并非特例。
2012年，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108名督查人员开展了猪场生物安全的督导工作，结果发现有25个猪场未达到兽医管理规定，其中大多数是在生物安全环节出现纰漏。随后，由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卫生监督部门牵头召开的视频会议指出，导致ASF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扩散的根本原因是许多农场未遵守生物安全系统的要求。
农场主的不配合(如隐瞒疫情及处置情况)也加速了疫病在家猪及野猪群体内扩散。如2008年ASF首次进入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时，该地区的首发农场曾试图隐藏疫情，结果导致疫病在整个地区出现。2010年夏季，俄罗斯兽医机构Rosselkhoznador发现在伏尔加格勒地区的一次ASF疫情中，农场主非法倾倒染毒死猪，这使得当时控制ASF疫情的效率很低。有调查显示，发生ASF疑似病例后，农场主不及时上报的原因是认为上报后他们在当地的名声会受一定的影响，并且自认可以在不需要官方兽医参与的情况下可控制疫情而且实验室诊断太过漫长。
2007年ASF刚进入俄罗斯时，兽医有关部门将控制该病的主要精力放到疫点剔除和染疫动物的捕杀清群中，但忽略了疑似疫情早期上报的重要性，这导致ASF疫情在被兽医主管部门获悉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扩散。
俄罗斯在暴发ASF疫情后也采取了相应的紧急措施和联动机制，如为增加养殖者责任归属，俄罗斯政府曾决定对行政官员和某些由于疫情蔓延到整个养殖场的农场主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事与愿违，养殖者并没有积极上报疫情，反而更加隐瞒疫情。
很多农场主在发现大量猪死亡时，因害怕刑事惩罚而选择紧急屠宰所有的猪并掩埋在附近的森林中。尽管兽医有关部门一直严厉追查私自掩埋事件的发生，但据推测俄罗斯境内仍有几率存在数以千计的掩埋地。因为ASFV的存活力较强，这些掩埋地充当了ASFV感染野猪的“温床”，导致了疫情一直无法有效根除。
同时俄罗斯地方兽医机构低效率的执行力度也增加了根除难度，如俄罗斯农业食品巨头Miratorg公司CEO曾讽刺道：“俄罗斯地方兽医主管做的唯一专业的事情就是为抵御ASF筹集资金，而真正的生物安全却没办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