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着眼于历史细节和小人物的研究越来越为人所推崇。如何从历史的大河中打捞出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考验的是历史研究者敏锐的双眼，把宏大的历史放到显微镜下，看见其中的细枝末节，就像微生物学之父列文虎克一样。
汉学家卜正民在《维米尔的帽子》就用列文虎克般的敏锐与细致，把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亨德里克·范·德·布赫等人的画作放到显微镜下，从画面上的细节之处，看见17世纪上半叶，全世界是如何通过航海、贸易能人类活动被联系在一起。
比如，在维米尔《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和范·德·布赫的《玩牌人》中，能够正常的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毛毯、水果盘、帽子甚至仆人，这些都是世界的各个地区打破隔绝，走向全球化的证据。
瓷器，来自中国。我们看画时，目光会先投向那个，但在维米尔那个时代，那只盘子大概会和那争夺观者的目光。在当时，那样的盘子赏心悦目，但仍旧不常见，而且贵得并非人人都买得起。在那之前一二十年，中国瓷盘鲜少出现在荷兰绘画中，但那之后一二十年，中国瓷盘到处可见。
17世纪50年代那十年，正是中国瓷器在荷兰艺术里——一如在荷兰人生活里——赢得一席之地的年代。17世纪的荷兰画家将静物打造成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中国瓷器正是这种新流行的绘画体裁表现的一部分。画家挑选可差不多归为一类的东西（水果）或看来表现同一主题（腐败、虚华的象征）的东西，然将较小的东西（例如水果）聚拢，杂乱摆放成堆，同时传达出动感的那种东西。
中国瓷器初抵欧洲，让见到或拿到的欧洲人大吃一惊。要欧洲人形容那东西，他们只能想到拿水晶来比拟。上了釉的表面坚硬而富有光泽，釉底图案轮廓鲜明，色彩亮丽生动。最上等的瓷器薄到对着光看的时候，能够正常的看到另一面拿着瓷器的手的影子。
波斯人很早就喜爱中国的陶器，8世纪起波斯就有中国陶器贩卖。波斯陶工造不出像中国陶那么白的陶器，于是发展出用仿似中国釉的不透明白釉掩盖灰黏土的技法。他们在白底上绘上蓝色装饰图案，以本地的钴为蓝颜料，效果不凡。13世纪波斯、中国都在蒙古人统治下，因而有更直接的往来，中国陶工更容易将产品推入波斯市场。一贯敏于市场需求的他们，调整产品外观，以符合波斯人的品位。将钴蓝装饰纳入图案，就是他们调整的地方之一。中国的钴，颜色比波斯的钴淡，于是景德镇的陶工开始引进波斯钴，以制造出他们都以为能迎合波斯买家需求的颜色。
1596年，荷兰读者从扬·惠根·范·林斯霍滕笔下，首度知道中国瓷。范·林斯霍滕是荷兰人，但受雇于葡萄牙人，前往印度工作。他那畅销的《旅行日记》，启发了下一代的荷兰世界贸易商。范·林斯霍滕在果阿的市场见到中国瓷器。他没去过中国，但搜集到有关此货物相当可靠的情报。“说到那里所制造的瓷器，”——在此他所说的中国是从果阿打听来的——“大家听了绝对不相信。那些瓷器每年外销到印度、葡萄牙、新西班牙以及另外的地方!”范·林斯霍滕得知，瓷器造于“内陆”——如景德镇——而且只有次级品外销。“精美得水晶玻璃都比不上”的一级品，留在国内供宫里使用。
至少从15世纪起，印度商人就已开始将中国瓷器带进南亚次大陆。瓷器贩子将瓷器从中国内陆运到中国东南沿海，转卖给东南亚的中国商人，那些中国商人再转手卖给印度商人。绕经非洲的海上贸易路线的开辟，立刻替瓷器打开了欧洲市场。葡萄牙人是最早在果阿取得中国瓷器的欧洲人，但是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将贸易路线拓展到华南，进而可以在那里向中国批发商直接批货。那是荷兰人想参与的路线，而不久之后他们也如愿以偿。但最早运到阿姆斯特丹的一大批中国瓷器，并不是荷兰人千里迢迢运来，而是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公海上敌对的结果，而且就发生在圣赫勒拿岛外海。
17世纪初，瓷器初抵欧洲北部的时候，价格高到大部分人都买不起。莎士比亚在1604年写成的《一报还一报》中，让剧中丑角庞贝以他妓院老板咬弗动夫人最后一次怀孕的冗长故事，逗得爱斯卡勒斯、安哲鲁哈哈大笑。而他说那故事时，提到她叫人端来梅子干。“那时我们屋里就只剩两颗梅子，放在一只果碟里，那碟子是三便士买来的，您老爷大概也看见过这种碟子，不是瓷碟子，可也是很好的碟子。”咬弗动夫人的妓院经营得不错，买得起好碟子，但还是买不起中国碟子。
但就在仅仅十年后，这样的台词就显得不合时了，因为十年后，中国瓷器开始大量涌进欧洲市场，价格开始下滑。一如撰写阿姆斯特丹史的作者在十年之后所观察到的那样，“瓷器数量与日俱增”，以致中国碟盘已“和我们密不可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几乎无时不用到”。到了1640年，有个走访阿姆斯特丹的英格兰人说道，“不管是哪种地位的人家”，家里都有很多中国瓷器。
毡帽，来自北美。从当时描绘的着军服荷兰绅士的许多肖像画来看，维米尔需要一顶气派的毛毡帽，和《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那位军官所戴一模一样。若戴贝雷帽，会被人视为轻慢，而铁头盔戴起来又不舒服，只有作战时才戴。身为民兵，代表拥有特定的社会地位，而且必须穿着得体，以免有失身份。
维米尔死后，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拟出他身后财产清单，以作为她申请破产的依据，清单中有一柄长矛、一具胸铠、一具头盔，但没有枪和军服。从当时描绘的着军服荷兰绅士的许多肖像画来看，他需要一顶气派的毛毡帽。
15世纪之前，欧洲制帽匠用欧洲的海狸毛皮，作为制造帽子所需的毛毡材料，但因为过度捕捉，海狸数量减少了十之八九，而北欧开垦荒地又摧毁了它们的天然栖息地。然后毛皮贸易转移到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但过度捕捉又使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狸灭绝，海狸毛皮帽的生产随之断绝。
到了16世纪，制帽匠不得不用绵羊毛制作毛毡。羊毛毡不是理想的制帽材料，因为毛质较粗，且没有海狸毛那种如茅草般蓬松的天然特性。毛毡制造者可加进兔毛，用以促成这种覆顶效果，但成品仍不如海狸帽结实。碰到下雨，羊毛毡往往吸水而不排水，一旦变湿，马上就会变形。羊毛也因为颜色灰扑扑而不讨人喜欢。羊毛可以染色，但毛毡匠所用的天然染料，固着不牢，特别是碰到下雨时。羊毛毡也没有海狸毛皮那种强度和柔韧性。荷兰穷人戴的标准帽子——连帽——就是用羊毛毡制成，因此会下垂。
16世纪末，出现海狸毛皮的两个新来源。第一个是西伯利亚。俄罗斯设陷阱捕兽的猎人进入西伯利亚，寻找更理想的猎捕地点。陆路运送遥远，而荷兰人虽试图掌控波罗的海贸易，确保毛皮稳定输入欧洲，但俄罗斯货源不稳定。另一个新辟的来源是加拿大，开辟的时间约略相同。在圣劳伦斯河注入大西洋处的北美东海岸捕鱼的欧洲人，发现东部林地里海狸众多，且人设陷阱捕兽的土著猎人乐于高价卖出海狸毛皮。
加拿大的海狸毛皮于16世纪80年代开始小量出现在欧洲市场，随后需求暴增。海狸帽重新大为流行。这个时尚首先在商人圈流行，但又过了几十年，就扩延到宫廷、军方的上层人士。不久，凡是讲究派头的人，必然有顶海狸帽。17世纪第二个十年，海狸帽的价格涨到羊毛毡帽的十倍之高，使帽子市场一分为二：一种是买得起海狸帽的人，另一种是买不起海狸帽的人。价格分割的结果之一，是出现繁荣的二手市场，供应那些买不起新海狸帽而又不想将就羊毛毡帽的顾客需求。欧洲诸国政府担心通过虱子传染的疾病散播，严格规范二手帽的市场。
买得起海狸帽的人比派头、比身份，制作海狸帽的商人争夺市场占有率，两者合在一起使制帽匠竞相制作出更为稀奇古怪的帽子，以领先竞争对手。海狸帽开始讲究颜色和表面绒毛的细微差异，这场时尚热潮持久不消。帽顶抬高、压低，变窄、变宽，拱起、下陷。帽檐于1610年时开始变宽，随时尚而翻起或垂下，但整体趋势是愈来愈大。帽子加上彩色帽带，以标榜真正的时髦，帽带上则嵌入酷炫的装饰。
花毯，来自土耳其。盘子所置身的那张土耳其地毯，也是外国之物。那些东西未引来鄙视或不安。它们是美的，且来自制造美好且可以买到美物的地方。就这么简单，而光是这样就足以使之成为值得购买之物。
维米尔的《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约略与《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绘于同时。我们正真看到同样的楼上房间、同样的桌椅，甚至穿同样衣服的同一个女人，我想那应该又是以他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为模特绘成的。两幅画中女子的动作有异，但所要阐述的事大同小异：男女之间的追求示爱。
在《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这件事明显无隐，我们正真看到男子正在追求女子。相对而言，《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中，只看到那女子。男子存在于画中，但不是具体的存在，而是在女子所读的信中。他在外地，可能在半个地球之外。她在窗边，就着阳光读信，但这一次，窗不只是半开，而是大大敞开。情郎离家在外，只能透过书信对她倾诉。情郎远在他乡，促使维米尔营造不同的氛围。在她聚精会神看着我们无缘看到的字句时，轻松交谈的明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内化的紧张。
如果说这两幅画展示的空间和主题相同，那么它们所展示的物品却不一样。《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画面不凌乱，但画中的东西却较多，且那些东西的作用不只在营造视觉活动。为了平衡这些叫人眼花缭乱的东西，维米尔让墙壁空无一物。空白但不是单调苍白，这无疑是西方艺术里质感最丰富的空墙之一。X光分析显示，维米尔最初让那面墙上挂了幅丘比特画像[后来他在《站在古键琴边的女士》用到这幅画像]，让观者知道她在看情书，但后来他决定不用这类明显的象征性暗示，而将它涂掉。
为了让房间带有纵深和立体的感觉，他用了垂帘这项传统手法，一张帘子挂在敞开的窗子上，另一张则拉到前景处一侧，仿佛有人将它拉开，露出了这幅画（在画前挂上帘子，以保护画免受阳光晒坏和其他伤害，是过去常见的做法）。桌子盖上了布，这次盖的是色彩艳丽的土耳其地毯——一如今日，这类地毯太值钱，舍不得铺在地上——而且地毯一端挤成一团，让画面显得生动有力。
相对而言，在欧洲，中国之物带来较大的冲击。在那里，差异使人想要拥有。欧洲人往往将之融入自己的生活空间，甚至更有过之，为此修正自己的审美标准。维米尔《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前景处所放置的那个盘子，是外国之物，而那盘子所置身的那张土耳其地毯，也是外国之物。那些东西未引来鄙视或不安。它们是美的，且来自制造美好且可以买到美物的地方。就这么简单，而光是这样就足以使之成为值得购买之物。
这类外国之物在欧洲人的居室里占有一席之地，但在中国人的居室里则没有。到头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与审美或文化无关，症结在于各自能以何种心态来看待更广大的世界。有荷兰官方全力支持的荷兰商人，当时行走全球，将足以具体传达世界另一头是何风貌的神奇东西，带回科尔克码头。代尔夫特人把中国的碟盘视为他们幸运的象征，幸福地在自家里摆出。它们当然美，而且荷兰家庭喜欢那种美所带来的乐趣。而中国碟盘出现于荷兰人家，也象征了看世界的正面心态。
仆人，来自非洲。拥有黑童仆（而且通常是男童）的人，想要炫耀自己所拥有的黑仆。那既象征你的个人财富、高尚的资产阶级品味，还象征你有见识，知道在你所活跃的社交领域里，这些是有意义的表征。如果你是女的，你的黑奴是个男童，有他一同出现在画中，还能突显你的肤色、你的白皙、你的性别、你的高人一等。
从维米尔的每一幅画作，我们都无法得知代尔夫特当时有没有非洲人。范·德·布赫的画作则告诉我们，那时已经有了。15世纪起就一直有少数非洲人来到欧洲，但是在17世纪，低地国境内的非洲人数量明显地增长。非洲人来到欧洲，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这两座港市充当水手、劳工、仆人，大部分都是奴隶之身。这两个城市的法律，允许奴隶一进入其市政当局的管辖范围，就可向当局请求解除奴隶身份，但似乎少有奴隶申请。
对于佛兰德斯或尼德兰境内的非洲人而言，若真能通过法律取得自由之身，生活可能还是没什么改变，因为除了在别人家里帮佣干活，他们几乎别无出路，而且即使法律判定他们是自由人，他们还是几乎脱离不了买下他们的男主人或女主人。《玩牌人》里的那个男童，就是这幅画中的门，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一个以旅行、移动、奴役、混乱为特征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这时正渐渐渗入低地国的日常生活，把活生生的人从土生土长的地方带到遥远的异地。
对于绕行好望角的荷兰船只而言，1647年这年特别不祥。四个月前，“新哈勒姆”号在其第四趟往返巴达维亚的返程途中，在好望角附近沉船，乘客被困在该地将近一年才获救。生还者一回到阿姆斯特丹，就游说荷兰东印度公司让他们回到非洲的最南端，垦地殖民。该公司并不热衷于在海外占领非从事贸易所必需的土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把贸易力量当作军力来施展，通过贸易占领土地，但荷兰人与此不同，他们只想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四处游走。
经过五年的密集游说，有些生还者终于得以回到1647年他们上岸的地方，在该地开垦定居。那是第一批远赴好望角垦殖的荷兰人，为南非步入白人殖民、黑人为奴的社会体制揭开序幕。这套体制花了三个世纪的时间建构而成，然后在20世纪末期经过几十年动荡岁月才告以瓦解。
由于烟草需求增加，在17世纪第二个十年开辟殖民地已不再只是投机风险事业。海狸毛皮资助了法国人在美洲北边的探险活动，烟草则为英格兰人移民弗吉尼亚，侵占当地土著人土地提供了资金。
但是，烟草要成为商品作物，还得有其他因素来加持。烟农发现光靠自家人丁，还不足以应付烟田所需的农活。耶稣会士虽然已经在南美洲说服印第安人在烟田工作，但大部分印第安人不愿干这个活。就算是强逼，他们也会在晚上溜走。解决之道乃是找到无法反抗，只能乖乖干活的人力，也就是奴隶。向来善于看出哪种风险事业有利可图的荷兰人，抢先投入这一行。
由荷兰政府授权成立的另一个企业，西印度公司（We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WIC），从17世纪30年代起，在南大西洋的两岸都打下坚固据点，并利用这项地利，在非洲买奴隶，卖给加勒比海、巴西的烟田主人。随着其他商人投入贩奴生意，荷兰西印度公司在大西洋两岸的殖民地于17世纪40年代失守大半，但在17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之内，撇开驶往南美洲的奴隶船不算，西印度公司驶往加勒比海的奴隶船，一年就有三到四艘。
随着这种新的劳动力安排问世，新的贸易体系跟着诞生。烟草（还有糖）这一作物给美洲殖民者带来利润；非洲的奴隶提供人力，使殖民者得以借助种植园生产作物；南美的白银被拿来购买商品，由欧洲和美洲流向亚洲。当时的三大商品——白银、烟草、用来开采银矿和采收烟叶的奴隶——共同为美洲的长期殖民化奠下基础。其他商品也渐渐纳入这种跨国安排，从而使欧洲得以在接下来三个世纪主宰大半个世界。